文/裘伟廷
走上革命的道路
李云（1915—2013），祖籍浙江海宁，1915年7月出生于江苏苏州，原名祝修贞，化名王阿凤、钱云，曾用名李秋云。两岁时，全家搬到了上海。她年少多壮志，人穷志不短。李云家中祖辈都念书，其父写得一手好字。父亲一直供她念书，小学毕业后，李云考上了上海旦华中学，开学不久，因家里实在供不起她才作罢。
由于家境贫困，迫于现状，她只能在衣服店做伙计。童年时家国的苦难，让李云一辈子都记忆犹新。她记得父亲曾对她说，外滩公园的牌子上写着“华人与狗不得入内”。李云在95岁的时候，回忆起童年时的往事，依旧禁不住长叹良久。
1929年4月，李云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。后来，由团组织安排，李云去了闸北丝厂总工会做青运工作，主要是送信送书，其实里面有许多是党内资料。她还经常到棚户区与女工结拜姐妹、办识字班。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参加“飞行集会”，就是把传单绑在自己腰上，到约定地点，分发给隐藏在人群中的同志。而后，大家一边四处散发传单，一边高呼“打倒帝国主义！共产党万岁！”等口号。
1930年8月，李云参加了“党训班”学习，随后就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1931年七八月间，李云被调往中共浦东区委，做南洋烟草厂的青运工作。对于参加革命，李云回忆说，那时的想法很简单，家里很贫困，穷人要翻身，只有跟着共产党走，反对帝国主义。入党时，时任上海总工会负责人与年轻党员们谈话，提到了三点：一是严守党的秘密，二是坚定自己的立场，三是坚决服从党的分配。这三点要求，李云坚守了一生。
1931年4月，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后，周恩来转移到中央苏区工作，上海的特科工作就由陈云领导。1932年春节前后，李云接到江苏省委通知，要她配合中共闸北区委负责人徐强（后来成为李云的丈夫），前往外地开展秘密工作。此时，李云被纳入中央特科系统工作。
李云回忆说：中央特科是一个非常严密的组织，纪律非常严格，特别是情报工作。该你知道的你知道，不该你知道的就不允许问。即使夫妻之间，各自负责的工作，也只有自己知道，绝不告诉对方，以确保安全。万一被捕，谁也牵涉不到谁。李云在特科系统时，曾在徐强单线领导下工作，担任过报务员、通信员等，战斗了几十年。
获取国民党第四次“围剿”中央苏区的计划
李云加入特科后接受的第一项重要任务，就是策反国民党军官惠东升。1932年，经主持中央特科工作的陈云批准，李云和徐强从上海被紧急派往河南，执行一项特殊任务，工作的主要对象是惠东升。惠东升时任国民党军80师李思朔部的少将副旅长兼该师学兵营营长。在开展工作之前，李云和搭档徐强做了许多功课。
通过调查了解到，惠东升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，曾在黄埔军校做过教官，为人比较耿直，很不满意国民党的腐败现状。有一次，惠东升来上海，和朋友冯三昧说起过自己的想法。在老朋友冯三昧的说服下，他转为支持共产党。徐强了解情况后，认为这是一个突破口，可以做他的工作，让他投奔革命，提供情报。惠东升要求我党派人过去，到他的部队开展基层工作。派过去的人有好几个，其中李云作为惠东升的“侄女”，徐强则作为惠妻的“表哥”。
他们过去后，通过惠东升，取得了不少情报。其中最重要的情报，是通过惠东升的学生、国民党政学系杨永泰的秘书，获取了国民党军对江西中央苏区的第四次“围剿”的计划。徐强拿到这份计划后，喜出望外，急忙交给李云。李云连夜用药水将“围剿”计划抄在一本线装的古籍里，而后将它连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密码本，以及河南全省的军用地图，放在一条棉被絮里，打包成行李。当时天气还有些冷，这样不会引人注意。
接着，遵照徐强的安排，李云将放有“围剿”计划的棉被絮，交给潜伏在河南国民党军中担任文书的老傅同志，紧急送到上海党组织手中。为此，徐强等人受到中共中央的表扬。对于其他密件和情报，徐强他们也都及时通过联络员，送往上海党组织。那一年，李云年仅17岁。
完成重要情报的传递任务后不久，因派过去潜伏的相关同志身份暴露，李云和徐强等人不得不紧急撤离，其中有几个来不及撤离的同志牺牲了。李云、徐强和老傅等人，侥幸逃脱，先后来到上海。而立了大功的惠东升，也受到潜伏者身份暴露的牵连，国民党认为他勾结共产党，因此他不幸惨遭杀害。
此时，中共中央机关已经转移到了中央苏区，上海特科的工作职能转为以统战和情报工作为主。根据组织安排，李云和徐强假扮夫妻继续从事情报工作。他们在蒲石路许家弄15号开家小店作掩护，修锁、配钥匙。徐强化名老金，负责联络和搜集情报，李云主要负责抄写和传递情报。对外，徐强是老板，李云是老板娘，活动经费是组织上给的。那段时间，李云和徐强感情逐渐加深，后经组织批准，正式结婚成为夫妻。
1936年4月，中共中央派冯雪峰从延安到达上海，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开展上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，并重建上海地方党组织。冯雪峰到上海后，首先和徐强取得了联系。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近半年时间里，徐强所在的上海情报组织，不仅坚持斗争，同时还与南方各地的地下党组织一直保持联系。冯雪峰到上海后，向徐强、李云等人传达了中央相关文件的精神，指示要集中力量搞情报工作。
为了恢复与党中央的联系，冯雪峰到上海后就积极筹建电台。原先的收发报机是报务员老王自己装配的，经过好几天测试，也无法收到中央方面的回音。冯雪峰很着急，对李云说：“来上海将近20天时间了，至今尚未与中央联系上。”不久，在宋庆龄帮助下，搞到一台大功率的收发报机，安置在一位外国朋友居住的一幢楼上。上海党组织很快与中央恢复了联系，可以随时听到中央的声音。而李云也转而负责地下党的电台，保管中央发来的电报。
寻回流浪的毛岸英兄弟
1935年秋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，但上海地下党组织仍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。此时，中央特科在上海只留下一个办事处（或称交通站），邱吉夫为总负责人。徐强负责情报，是李云的直接领导。
一天，徐强突然很严肃地通知李云，要她想办法上街寻找两个男孩子。鉴于中央特科的纪律，孩子的身份对她也是保密的，李云能知道的信息有限，大致就是：大的十三四岁，小的十一二岁。这两个孩子是烈士的后代，从收养人家里跑掉了，判定已流落街头。徐强对李云说，兄弟俩形影不离，要她按照这个特征，重点在老西门附近地区仔细寻找。
李云接受任务后就意识到，这两兄弟肯定有比较特殊的背景。李云的直觉是对的，这两个孩子就是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。1930年11月，杨开慧牺牲后，党组织从湖南把毛岸英、毛岸青和毛岸龙护送到上海，三个孩子被安排在牧师董健吾（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）任园长的上海大同幼稚园中。其间，最小的孩子毛岸龙因病夭折。1932年春夏之交，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，大同幼稚园被迫停办，两兄弟被接到了董健吾的家里抚养。
1935年，董健吾去外地出差筹措经费，他并未告知家人抚养的那两个孩子的身份。因某些原因，毛岸英、毛岸青离家出走，下落不明。董健吾出差回来后，便将相关情况上报。特科领导立即布置地下党员分地区仔细寻找，但一无所获。
后来组织上决定，将继续寻找兄弟俩的任务交给了李云，并对她寄予厚望。但这个任务的完成其实相当困难，因为人海茫茫，又危险重重，何况街上还有许多特务暗哨，为了不暴露身份，不敢随便打听。据李云晚年回忆：“接到寻找两个孩子的任务后，我赶紧上街，可上海那么大，到哪里找？找了好些天，都没有发现他们，同时寻找过程中还要小心自己的身份不能暴露。”
能发现他们，实在具有一定的偶然性。找了半年多后的一天，当时李云一路寻找，来到城隍庙附近，那里流浪儿比较多。由于半天没吃东西，又走了很多路，李云感觉很饿，想在小吃摊买碗粥填肚子。刚好在粥摊边上，她看到有两个男孩子，长得很瘦，穿的衣服也很破，年龄上也是符合的。旁边的老百姓说，这两个孩子从来不说话，很可怜。李云就请他们吃粥，同时问一些问题。但无论怎样问，他俩什么都不讲。
李云不敢多问，连忙将情况上报，党组织派冯雪峰（时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）前来进行核实，确认孩子是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。董健吾利用去西安和张学良接触的机会，请张学良帮助送朋友的孩子出国求学。李云回忆说：“张学良答应，并让部下李杜将军于1936年6月带着两个孩子经法国去了苏联。到了莫斯科以后，他们被送到第二国际儿童院……”
后来，在接受采访时，包括在2008年写的回忆录中，李云一直没把找到毛岸英和毛岸青的功劳揽在自己身上，她只说自己当时去寻找了。2011年6月，毛新宇来看望当年找回毛家两兄弟的恩人时，李云才首次详细叙述了寻找的经过。不过，李云仍然对毛新宇说：“你不要感谢我，这是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。这个秘密我埋在心里70多年，现在终于可以说出来了……”
坚决保护“中央文库”
在上海期间，李云和中央特科同事们创造的另一个人间奇迹，就是保护“中央文库”。当时“中央文库”保管的，乃是党从成立起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重要文书档案，包括党的历届代表大会决议、通告和会议记录、中共中央跟共产国际的往来文电、各级地方党组织的请示报告、党内报刊和一些知名烈士的遗书等。“中央文库”是党内习惯提法，实际上，它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，堪称中共早期记忆的“一号机密”。1930年，存有中共早期记忆的“一号机密”——“中央文库”始建。中共六届三中全会闭幕后，周恩来亲自过问中国共产党第一座秘密档案库筹备情况，包括秘密档案库的选址、工作人员配备等，并请瞿秋白起草了《文件处理办法》。
据称，挑选“中央文库”的保管人员有严格标准：必须是久经考验的党内同志，而且他们必须持重、谨慎，严守党的机密；同时，他们应该离群索居，很少与外界交往，既不参加任何公开活动，也不轻易与人结交，警惕性非常高。“中央文库”的保管人员搬家是常有的事，连许多高层领导都不知道他们的地址和任务。
最初兼管“中央文库”的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张唯一。1932年底，陈为人接替张唯一，专管“中央文库”，中央资助他开了一家湘绣店以掩人耳目。1936年秋，陈为人与徐强接上了关系。鉴于陈为人的身体情况（严重肺病），遵照组织决定，徐强夫妇接收了陈为人送来的4箱文件，同时接过了守护“中央文库”的任务。在之后一段时间里，徐强夫妇还定期给陈为人送生活费。陈为人在与徐强夫妇交接后不久，就因病去世了。
后来，李云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动情地说：“陈为人去世后，徐强和我就接管了‘中央文库’，后来又交给了周天宝，周天宝之后是缪谷稔。缪谷稔是位老党员，1927年入党，有严重的肺病。因为保管‘中央文库’，责任重，风险大，生活特别清苦。1942年他病重，党组织又派23岁的陈来生接管‘中央文库’。”陈来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，发动全家力量，多次抢在敌人前面转移中央密档。在最险恶的环境下，陈来生想尽各种办法，不停转移，还要自己解决经费问题，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。
上海解放后，负责联系陈来生的陈慧瑛，立即向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、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刘晓汇报了“中央文库”的情况。1949年9月初，陈来生亲自押车，将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全国性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、资料，计104包，共16箱，丝毫无损地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，由市委转交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。
面对那些没有纸边的历史文件，人们难以想象它们曾在国内外反动势力“追剿”下，在“未受到霉烂、虫蛀、鼠咬等半点的损伤”的情况下，完好地保存近20年。这个奇迹很快传开，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均批阅签发嘉奖令，上海市委也公开发表嘉奖信，隆重表彰所有“中央文库”守护者的英勇事迹，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，守护了这一“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国宝”。如今，“中央文库”已成为国家档案馆的镇馆之宝。
到宋庆龄身边工作
1936年5月，宋庆龄和冯雪峰在一次会面时提及，自己有事要和党联系时不太方便，希望派一位党员经常和她联系。不久，党组织选定李云作为上海党组织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络人。李云开始不敢承担这个重任，担心工作不好做。经过冯雪峰的耐心劝导，她服从组织决定。于是，李云化名钱小姐，正式成为党组织和宋庆龄之间的联络员。
5月下旬的一天，李云前往莫里哀路（今香山路）29号宋庆龄的寓所与宋庆龄见面，两人一见如故。此后，李云作为宋庆龄秘书（实际上是联络员），每星期去宋家二至三次。一个多月后，为了联系更为方便，李云每天都去宋庆龄处。在当时白色恐怖环境下，宋庆龄寓所周围有特务、密探监视，李云每次进出宋庆龄的寓所，都小心翼翼，不得不经过一番乔装打扮，甚至有时还要在半路上改装，或兜马路、跑商场，直到确保身后没有“尾巴”。
当时，宋庆龄如有重要事情商量，就要李云去约冯雪峰会面，一般的事情她就直接跟李云说。宋庆龄经常将一些南京政府方面的消息告诉李云。一次，她对李云提出，是不是可以帮助她了解一下共产国际特工牛兰夫妇的情况。李云回来后向冯雪峰作了汇报。之后，每次南京传来的情报中有关牛兰夫妇的情况，李云都抄一份给宋庆龄。
1936年12月12日，西安事变爆发。李云接到党中央发来的电报，在第一时间报给潘汉年后，还受命向宋庆龄报告了西安事变的情况。第二天，李云在宋家信箱里发现一封恐吓信，并附有两颗子弹。信的大意是：你勾结张学良、杨虎城扣留蒋委员长，如果蒋委员长发生意外，这些子弹是不认人的。宋庆龄看后说：“不怕他们，我收到的恐吓信也不止一封，见得多了。”李云则向潘汉年、冯雪峰汇报了这件事，他们非常重视，认为不可麻痹大意，遂派人去宋庆龄住处周围，加强保卫。当再次收到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电报后，李云按照潘汉年吩咐到宋庆龄家中通报情况，并联系潘汉年和宋庆龄会面事宜。
1937年春，李克农利用到上海治疗眼睛的机会，通过李云与宋庆龄约定会见时间见了面。7月初，中共代表团周恩来、博古、林伯渠与国民党代表在庐山会谈后到达上海，他们要会见宋庆龄，也由李云转告并约定会见时间。周恩来一行见到宋庆龄，大家都极为高兴。他们在大革命时期就相互认识了，谈得很热烈。可以说，在这一时期，我党以及有关人员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系，几乎都是通过李云进行的。
1937年的一天，宋庆龄和李云谈了一些事情后，突然问李云：“我现在算不算党员？”李云心里一热，但不便直接回答，就说：“我回去问问。”随后，李云向潘汉年请示应如何答复。潘汉年表示：“孙夫人的入党问题，必须中央来考虑。”他又说：“明天你对夫人说，你和共产党员一样。”宋庆龄听了李云的答复后特别高兴，一定要留她吃饭。
1937年8月13日，日军进攻上海，淞沪会战爆发，上海陷入日军的包围。李云向宋庆龄传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电报内容，请宋庆龄离开上海去香港避险。临行前，宋庆龄要求李云继续陪同她。在组织批准下，李云于12月23日登上去香港的邮轮，继续陪在宋庆龄身边。在香港，宋庆龄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同盟，并任主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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